自由民主很抽象，飢時不能吃，貧時不能用，某教授大概視為錦上添花的奢侈品。驟眼看來，舊時的人總是比較實際，他們生於憂患，吃不飽，穿不暖，生活不富足，只能應付基本生活需要，無暇尋求虛無的民主自由。舊時人窮，練就含忍辛勤的刻苦性格，現在的年輕人不愁衣食，故怠懈，愛享樂，追求虛無縹緲的價值。似乎這是事實，年輕人面對老年人是那麼不堪，沒有多大資格討論憂患意識。
兩個捕手
憂患最直接令人想起的，就是物質匱乏與災難。我生於1981年的香港，香港富裕和平，我家不富貴，也算得上小康，既沒有貧困，也沒有災難，所以我沒有接觸過憂患。我沒有，我的父母也沒有，家中與我親密的家人，最接近憂患的要算外婆。
外婆生於1919年的廣東梅縣，家中是地主，擁良田萬頃，僮僕成群，生來不愁吃喝。由民初至八年抗戰完結，家中依然坐擁無數財富，那時她定當未經憂患。外婆始逢憂患，當始自1949年。外婆的父親是地主，背負剝削勞動人民之罪，在土地改革運動中土地被沒收，之後槍斃，自此外婆家道中落，憂患經歷開始。
我不清楚外婆在大陸經歷過甚麼憂患，她生前我沒意識問，外婆也沒有主動說。一切我所知道的，有些是由媽口中知道，一些就是外婆無意之中透露。我知道共產黨沒收了大屋財產田地，還有外婆的親妹阿妙因批鬥瘋狂，其他的便不知道了。外婆半生生活在港，最初廿多年也是憂患相隨，自她在香港起的生活，我知道的比較多。她在1950年代南逃香港，後來遇上外祖父，生下三個子女，不久外祖父早逝，結果要獨力撫養兒女，還好有教會神父照顧，才渡過困境，她亦因此信仰天主教半個世紀，這就是外婆在香港的憂患生涯。自七十年代起，三個子女陸續成長，出來工作，家中環境改善。及至兒女成家立室，生了幾個仔女，令她榮升外婆，兒孫滿堂，是喜事，可說外婆的憂患終於告一段落。
是不是再沒有憂患呢？細心一想，外婆的憂患似乎並沒有完結。外婆中年以後有子女供養，只需操心照顧孫兒，沒有物質匱乏，生活又愜意，外婆應當很安樂。不過我有很深刻的印象，外婆心底深處其實一直很不安穩。記得還在初中，與外婆回大陸旅行。旅途之中，我忘了為甚麼，用照相機遠距離拍下車外公安的樣子，外婆坐在我身旁，見到，大驚，阻止我，說小心惹禍上身。我那時年紀小，不知外婆為甚麼害怕這樣的小事。另一件事在長大後發生，外婆與我家同住，弟弟大學畢業後開始工作，有一天弟弟回大陸工幹，找出回鄉證放進錢包，外婆見到立刻質問他是不是上大陸，想阻止他去，但弟弟最後還是去了，令她既生氣又害怕。那時我已有廿多歲，開始有點明白外婆害怕的原因：父親打靶、充公家當、為了避過迫害要離鄉別井，都是她半生憂患之源，難怪她害怕大陸。
說外婆的人生，有一半生活於憂患之中，她自中年生活好轉，另一半人生看來充裕，多子多福，若說幸福也不為過，只是那佔了人生一半的憂患仍然時常入侵，令外婆不得安寢。憂患起於物質匱乏與肉體受傷，那是事實，不過並不是全部，有另一種憂患，出於抽象的、失去生命的自由與尊嚴而引起。外婆的憂患，由前後兩種交織而成，方令她一直痛苦，說憂患而只見到有關物質一面，實在簡化了憂患的複雜本質了。
外婆少說自己的憂患，也不懂解釋甚麼是民主自由，她卻用行動證明自己的憂患意識。她自大陸南逃香港，固然是想免受迫害，不過背後更大的原因，就是要保守自己的自由與尊嚴。除了瘋了的阿妙，外婆還有幾個弟弟逗留大陸，有一個還官至地方鐵路局局長，假若外婆留在大陸，坦誠與舊階級割裂，或許可以生活安好，不過外婆最終還是離開家人，逃來香港。我已不知當時外婆為甚麼要下這個決定，五十年代的香港雖窮，卻是自由的天地，外婆是不是因香港有更大的自由把握個人命運，才選擇香港？外婆遭逢憂患，但用僅有的自由選擇了將來要行的路，換來更大的自由與尊嚴，外婆是一個自由捕手。香港的生活並不完美，外婆也終身生活在大陸的陰影之下，直至她在2012年11月10日過世，甩掉肉身與人世的枷鎖，才獲得真正的自由。
2012年11月10日，是我家的特別日子，那日是外婆過世之日，日後我在網上發現這天也是另一個家庭的特別日子。當日二時三十分，在甘肅甘南州合作市勒秀鄉瓊日塘寺前，十八歲的貢保次仁（Gonpo Tsering）舉火自焚，死前還高喊「民族自由」、「語言自由」、「允許達賴喇嘛返回西藏」。我不認識他，不知道他自焚的地點，也不了解中共治下的西藏的真實情況，過去只由零星的新聞知道西藏的高壓統治。貢保次仁的生死本來與我的生命沒有交集，誰知卻因外婆的生命逝去之日，與我有了丁點連繫，實在奇妙。
外婆與貢保次仁沒有多大的相似之處，一為漢人，一為藏人，一個享壽九十四，一個年僅十八，一個因病過世，一個自焚而亡，一個生活於香港，一個活動於西藏小鄉……不同之處實在很多。他們其中一個共通點，就是兩人都有一個由億萬細胞組成的肉體，而現在已經潰壞。
世人往往追求名利財富，誰知這皆是身外物，帶不走，要是遭逢困厄，在人間可以把握的應當是自己的肉體。可惜肉體會老，人會死，肉體並不能不朽，那麼世上唯一可以依仗的東西也失去意義。外婆受過苦，生命力強韌，在她過身前幾年，雖然沒法自理，但每人見過她，都覺得她仍很壯健。由於不良於行，要長期臥床，以至背生褥瘡，這是她最後一次入院的病因。手術過後，醫生說她年紀雖大，身體意志卻很強悍，相信可以很快由醫院轉去療養院養病。我們全家都很開心，等待迎接她出院，想不到一星期後，那個在背脊的小小創傷，卻令外婆細菌入血致死。外婆強悍，也敵不過肉體朽壞，可見肉體之不可恃。
貢保次仁與外婆不同，只有十八歲，假若不自焚，或許可以再活過七八十歲也不定，他在外婆過身那天自焚，結果肉體也毀損了。肉體為火焚燒，會變黑、炭化，火焰先焚燒皮下脂肪，再而燒炙神經線，定當使人痛苦難抵。一把火就可以令人痛苦萬分，肉體的脆弱可想而知。貢保次仁選擇用痛苦的方式抗議，大概有比肉體痛苦更厲害的苦楚。搜尋貢保次仁一些簡單的生平資料，他在學時期獲獎無數，而且已婚幾年，要是不自焚，很可能過一種平安簡單的生活，應算沒有經歷甚麼憂患了，但沒有憂患又豈只是身體健康、不愁稻粱？貢保次仁死前高喊自由口號，大概只可感覺的自由比手可觸及的肉身、安樂穩定的日常生活更可貴，他才想以焚燬肉體換取自由。原來貢保次仁與外婆一樣，也是自由捕手。
在某些唯物論者，或實用主義者心中，世上最後可以依靠的只有可觸可感的肉體，失去肉體，便人死如燈滅，而穩定的人間生活就是保持肉體安好的條件，他們既想要健康的肉體，也想要良好的經濟生活。在外婆的信念中，有一種比這兩者更高一層的價值──自由的靈魂在天堂不朽。外婆不是不重人世生活，她每天的生活都過得很充實，中年以後物質生活也不錯。外婆也喜愛自己的肉體，她愛打扮，也吩咐我們自己死後千萬不要火化，要土葬，可見肉體對她也很重要。但我有很深刻的印象，她很虔誠，希望死後靈魂擺脫人間枷鎖，升上天堂與天主耶穌聖母同在，這種精神與靈魂的圓滿，似乎比人間一切可見可觸的東西更吸引。
貢保次仁追求的自由，表面上是一種人間的，現實的，在西藏的民族政策，但與其說這種自由是實際的政治狀態，不如說這是在人間具體呈現出來的精神價值好了。西藏雖不是大富之地，但也不至充滿災難，共產黨為了攏絡藏民，頒佈了不少叫漢人妒忌的少數民族優惠，若論苦難，貢保次仁有吃有喝還有穩定物質生活，在中國政府眼中已是很好的人生。貢保次仁自焚，自然不是不滿物質生活，他寧願放棄在人間最後憑藉的肉體，是因為失去的民族自由，遠遠重要過任何可耳聞目睹的物質，他要的是一種自由的價值，這種抽象的價值具體表現於宗教自由、言論自由之上，離開自由，大抵只剩下雖死猶生的行屍走肉。
現在再想，外婆與貢保次仁除了同樣有人間的具體肉身外，兩個同年同月同日逝世的人，原來最終還是追求一種精神歸宿，原來同樣是自由捕手。
聯想起一群自由捕手
外婆與貢保次仁在2012年年尾去世，兩年後的年尾，2014年9月26日，香港爆發了雨傘革命，不知他們要是在天上知道，會有甚麼想法。
在這為時79天的社會運動中，不少香港人走上街頭，抵擋催淚彈與警棍鎮壓，之後還佔領了市中心要道，建立佔領社區。他們露宿街頭，在街上抵受風雨飢餓，甚至黑社會騷擾，有的辭去工作，有的罷課，有的還與政見不同的家人朋友決裂，為的就是想爭取民主自由。
有不少反對佔領的人揶揄他們活該，有好好的正常生活不過，偏要鬧事，自找苦吃，還要影響到其他無辜的街道使用者，固執追求不設實際的民主自由，實在沒有憂患意識，這時我便想起外婆與貢保次仁。外婆與貢保次仁的實際生活並沒有甚麼不好，他們卻至死追求超乎物質的自由，其實與雨傘革命的支持者如出一轍，要是不能滿足更為根本的精神價值，那肉體與物質生活也無關痛癢了。
過去香港成功，固然因為有物質基礎，不過更根本的原因，是有法治、廉潔、公平公正等核心價值，這些核心價值存在的背景，就是殖民政府賦予的自由與有限度民主，一旦失去自由與民主，香港賴以成功的核心價值蕩然無存。政府高官、社會賢達批評佔領者破壞香港賴以成功的核心價值，卻避而不談自己正在摧毀更為根本的民主自由。弔詭的是，佔領者急欲爭取重建的，卻是消失中的民主與自由。要是佔領者要是毫無憂患意識，又為何露宿在堅硬的水泥地上，任由冷風吹拂，並坦然抵抗警察的警棍與黑社會的武器？他們事實上可以選擇安逸的生活。
想起那位批評香港年青人沒有憂患意識的教授，他關心香港物質環境，佔領者卻關心香港核心價值，物質與自由民主本非非此即彼，只是在他口中追求精神價值，卻變成有害物質生活的罪惡。相信在不少唯物主義者眼中，追求自由的自由捕手，如外婆、貢保次仁與一眾雨傘佔領者，大抵也是沒有憂患意識的人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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